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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东如何形成?专访英国史学家詹姆斯· 巴尔

    我出生于80年代末。有一个话题,即便我和同龄人从来没有特别关注和深入挖掘过,也依然通过将近二十多年的媒体新闻耳熟能详了:无休止的中东战乱。巴以冲突、“土地换和平”、自杀炸弹、圣战、真主党、巴解组织、基地组织、9·11事件、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阿拉法特、沙龙、穆巴拉克、卡扎菲、萨达姆、阿萨德、埃尔多安、伊斯兰国,这些名字和名词是我们这代人非常熟悉的。中东为什么这么乱?宗教、民族、政治、铁腕强人、独裁、石油,这些都是一些粗略的答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上面涉及的几乎所有地区都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尽管帝国的统治在不同地区的程度和效力差异很大。但当时的大部分阿拉伯人都至少在名义上接受奥斯曼苏丹(同时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的统治。而几年之后,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本来(至少表面上)大一统的格局就变成了无数个碎片。向心力一瞬间消失了。

      英法这两个殖民主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取代奥斯曼帝国,成为中东霸主,并瓜分了这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法国获得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战期间为了拉拢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英国人向麦加的哈希姆(圣裔,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家族发誓许愿,将来帮助他们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同时,为了维持与法国的盟友关系,英国又与法国达成秘密协定,瓜分中东。

      同时,为了拉拢犹太人,英国又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英国的三个承诺是互相抵触和矛盾的。为了战争胜利慌不择路地胡乱许愿,在战后就酿成了严重后果。哈希姆家族的梦想破灭,没能建立起统一的大阿拉伯国家。部分是出于内疚,英国人(在当时的殖民事务大臣丘吉尔领导下)扶植哈希姆家族的两个儿子分别成为约旦国王和伊拉克国王。英国在一战时期的另一个盟友沙特家族最终在阿拉伯半岛称霸,驱逐哈希姆家族,建立了现代的沙特阿拉伯。二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牢牢控制中东,让德国人煽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英法殖民统治的梦想没有实现。

      等到二战结束后,在欧洲经历了地狱的犹太人纷纷涌向巴勒斯坦地区。而英国政府害怕犹太人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爆发冲突,遏制犹太人的移民,这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他们不惜以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曾经对犹太人抱有善意的英国人。战后元气大伤的英国无力控制巴勒斯坦局势,最后单方面撤离。以色列建国,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多个阿拉伯

      国家爆发多次战争,冲突至今。而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埃及获得独立,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等几位世俗化独裁者连续统治。在伊拉克,军人政变推翻了君主制。

    下载APP 阅读本文更深度报道  《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译者: 张倩红 / 马丹静,版本: 浦睿文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年1月

      这段历史错综复杂,即便相当熟悉它的人可能也会发现新奇之处。2007年,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巴尔(1976— )阅读新近解密、此前从未公布过的英国军情五处档案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1945年初,军情五处一名特工报告称,正在巴勒斯坦地区搞暗杀、炸弹袭击来对抗英国政府的犹太人恐怖组织的军火和经费来自法国人的支援。此时二战还没有结束,英国和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是并肩作战共同对抗希特勒的盟友,而戴高乐手下的人在秘密为反英武装提供支援。这是巴尔的历史著作《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的开头。

      如果说这令人瞠目结舌,那么巴尔的新书《沙漠之王:英美争夺中东主宰权的斗争》的开头更是令人大跌眼镜: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政治家、中东通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l)告诉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后来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英国首相):“在中东,我们的头号敌人是美国。”

      这两本比较新的历史著作分别从英法关系和英美关系的角度叙述和分析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60年代的中东现代史,视角独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东问题方面西方世界内部的残酷竞争和斗争,这是一般很少被提及的问题,因为至少在公众眼里,英美是坚定的盟友,英法也是一团和气。

      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品牌已推出《瓜分沙洲》中文版,即将推出《沙漠之王》。巴尔毕业于牛津大学,目前为伦敦国王学院访问学者,还开设自己的政策咨询公司。他主要关注中东现代史,除了上面两本书之外,还著有《点燃沙漠:T.E.劳伦斯与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秘密战争,1916—1918》。巴尔的两本独特的中东历史著作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有幸于2018年9月在伦敦采访了巴尔。

    

      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巴尔(1976— )。

      在中东争权夺利的英法殖民者  新京报:你如何开始对中东感兴趣?

      巴:我在牛津大学读的是现代历史,中东研究不是我的本业。

      2001年我第一次去了以色列,对该地区发生了兴趣,决心以后再来。后来发生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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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次年我去了叙利亚,对叙利亚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就写了一本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记《点燃沙漠:T.E.劳伦斯与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秘密战争,1916—1918》(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劳伦斯在中东范围的英法关系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世人都知道劳伦斯是亲阿拉伯的,他希望帮助阿拉伯人的独立运动,但我们很少谈到他的另一面:仇视法国。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是盟友,但矛盾和冲突不断,好多次险些撕破脸皮,反法的英国人很多,劳伦斯只是其中一个。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Arabia, 1916-1918, 作者: James Barr, 版本: W. W. Norton& Company, 2009年7月

      我决定深入探讨一下在中东问题上英法之间的恶劣关系,于是花了四五年时间写了《瓜分沙洲》。在这期间我第二次去了叙利亚,重点看它的东部地区,以及黎巴嫩。为了写作和研究,我还去了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我追踪了劳伦斯活动和战斗的足迹。档案和史料工作很重要,但对于中东研究来讲,亲眼看到地理条件和风景同样重要。今天在沙特旅行还是很困难。这种现象近期有所改变,沙特开始发放旅游签证,但对游客的控制很严格,让他们不能自由行动。

      作为非穆斯林,我没法去麦加,而在麦地那下了飞机之后,可以清楚看到非常大的标语“非穆斯林不得进入”等等。劳伦斯曾经作为基地的杰达古城只剩下一小部分,没什么可看的了。不过在沙漠里还能看到当年铁路遭袭击之后的遗迹,那是劳伦斯的游击队干的。大约每隔十公里可以看见奥斯曼军队为了保护铁路线而建造的碉堡的残骸。沙特政府不喜欢承认一战期间的阿拉伯大起义,因为那是哈希姆家族的故事,不是沙特家族的故事。结果《点燃沙漠》在沙特被禁了。

      我在写作《瓜分沙洲》期间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中东研究中心当访问学者,和中心主任尤金·罗根很熟。他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中东研究者,精通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能够使用这些语言的史料。他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一战中东,1914—1920》非常棒,但我相信他的《阿拉伯人:一部历史》更精彩。这样一部涉及广泛而高水准的通史,非常见功力。

    

      《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作者:(英)詹姆斯·巴尔,译者:徐臻,版本:2018年9月  新京报:我觉得《瓜分沙洲》这本书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深刻揭露了20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在中东长期矛盾和斗争的很多不堪的细节,生动描绘了法国帝国主义的种种丑陋。法国读者对这本书有意见吗?

      巴:《瓜分沙洲》的主题不是中东现代史,而是它的一个方面,即英法在中东的争权夺利。

      《瓜分沙洲》已经被翻译为法文,2017年出版。法国读者其实挺喜欢这本书,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本书对法国在中东的殖民活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法国读者对我的“打脸”不介意,他们说毕竟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书里的有些细节对法国人来说也很新鲜。20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的人都很清楚,他们之间在中东开展了凶残恶毒的竞争,互相拆台,互相使阴招,两国之间充满了敌意。法国殖民地的德鲁兹教派武装反抗法国的时候,英国人秘密为这些起义者提供武器和支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以恐怖主义对抗英国,企图建立自己国家的时候,犹太人得到了法国政府的秘密支持和军火供应。二战前半期,在中东,英国最大的敌人是维希法国。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和英国之间也冲突不断。但后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渐渐遗忘了这段奇怪的故事,仿佛英法一直是并肩抵抗法西斯的好战友。

      今天的法国公众愿意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且喜欢本书的一个证据就是,法国国防部资助了本书的翻译出版,法国前国防部长和现任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还专门接见了我。  新京报:英国在历史上与中东有紧密的联系,毕竟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研究中东也有深厚的传统,比如中国人熟知的英国中东学者有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等。可否评价一下英国的中东研究传统?

      巴:美国也有很好的中东研究,但英国的中东研究传统有更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的英国中东研究和殖民扩张、殖民统治是捆绑在一起的,英国人开始研究中东,起初纯粹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缘故。英国人对中东的兴趣,完全起源于英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当然现在研究和政治分开了。胡拉尼可以说是这种旧传统的最后一人,他是英国政府官员,亲身见证和参与过英帝国在中东统治的末期。

      再举个例子,我太太是医生,专业是热带病医学。英国人之所以会研究热带病,也和曾经的大英帝国有关联。

      伊斯兰,是非常多元化的

      新京报:在你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哪些学者对你的影响最大?

      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也和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有关系。那就是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教授。她关于巴黎和会的名著《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非常精彩,文笔优美,而且非常详细。我喜欢充满有趣细节的书。巴黎和会是非常复杂的话题,她写得井井有条,非常清晰。

    

      《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作者:(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译者:邓峰,版本:2018年3月  新京报:《瓜分沙洲》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在中东互相拆台,《沙漠之王》写二战之后英美在中东互相拆台,那么你对另一个西方国家德国的中东角色有关注吗?

      巴:我还没有关注过德国在中东的作用。不过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一些不错的书,比如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他以德国间谍库尔特·普吕弗为线索,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中东的影响。

      还有一本值得推荐的学术书是美国学者唐纳德·麦克凯尔(Donald McKale)的《以革命为战争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德国在中东》(War by Revolution: Germany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详细叙述和讨论了德国如何试图在中东煽动反对英法的伊斯兰起义。

      当然对于中东来说,我们把时间从一战再往前推到19世纪末,德国对中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在于新崛起的德国与老牌殖民帝国英法之间的斗争和紧张关系。我目前在考虑的下一本书可能会写这方面。  新京报:你写过劳伦斯的传记《点燃沙漠》。另一位劳伦斯传记家斯科特·安德森说 :“劳伦斯之所以能够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因为没有人关注他所在的战场。”你是否同意?

      巴:他说得完全正确。因为在一战期间,英国人的固有思维是,打赢战争的场所必然是欧洲,是法国,因为那里距离英国本土太近了。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而劳伦斯计划所需的资源,相对于英国在西线的投入来说,是很少的,上级愿意拿这么少的本钱去赌一赌。他活动的自由空间也比较大。而一旦他开始取得成功,上级就更愿意支持他,因为他的需求本身就不多。我在《瓜分沙洲》的美国版里计算过,劳伦斯的整个阿拉伯起义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英国对其的经济投入,仅相当于西线战场6到8个小时的开销。

      劳伦斯最初之所以被派去阿拉伯半岛,是因为他的上级,吉尔伯特·克莱顿(英国驻开罗军事情报单位的指挥官)非常信任他。当时克莱顿面对一个问题:很多人主张英国直接出兵,直接干预阿拉伯半岛。他知道这样做会导致灾难,也不可能得到上级的批准、获得足够兵力去阿拉伯半岛。所以在劳伦斯这趟出差还没回来的时候,克莱顿就已经知道他的报告会怎么写:英国不能直接出兵,而应当用金钱和军火来支持阿拉伯人的起义。

      安德森的书以美国人威廉·耶鲁和劳伦斯在战前的邂逅开始,这种写法非常聪明。但耶鲁后来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库尔特·普吕弗的故事和劳伦斯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安德森的书写得确实太棒了。

      不过,有一点我不同意安德森。他用劳伦斯的回忆录《智慧的七柱》为根据,说劳伦斯当时是这样或那样想的。问题是,劳伦斯把《智慧的七柱》重写(或者说大幅度修改)了至少一次,甚至更多次,所以我们最终读到的《智慧的七柱》里的观点,是劳伦斯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的观点。而如果我们读劳伦斯的战时日记、书信等,就会发现他在战时的观点和《智慧的七柱》略有不同。劳伦斯在战后经历了英国政府的背叛(或者说辜负),大失所望,所以他变成一个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安德森说劳伦斯一直是这样的人。但我们读劳伦斯的战时文件会发现,虽然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有怀疑(和其他很多英国人一样),但他在很多时候仍然是帝国主义的走卒。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劳伦斯这个人?

      巴:很多人歌颂他,很多人恶评他,我大概站在中间位置。他肯定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不过,很多人说他是撒谎成性、为自己涂脂抹粉的伪君子,我不能接受这种诋毁。他对历史真相的确有一些改写和操纵,比如出于反法的立场,他可能夸大了法国人对英国的恶意。他写了名著《智慧的七柱》,所以读者可能会觉得中东所有的大事都是围绕他发展的,因为这本书实在深入人心。不过如果是别人写书的话,对他的重要性的评价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笔的力量非常强大,劳伦斯很懂这一点。在战争末期他曾说“我们必须把报界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前几天才从史料里发现的。对于战争末期大马士革形势的第一份报道就是他写的,登在英国陆军的一份报纸上,后来《泰晤士报》转发了这篇报道,而没有说原作者是谁。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宣传工作者。

      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话,阿拉伯起义不可能成功。因为是他说服英国高层向该地区投入资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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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年末奥斯曼帝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苏丹以哈里发的身份号召全体穆斯林开展针对英法的圣战。英国人对此十分紧张和担忧,因为它的两个重要殖民地埃及、印度都有大量穆斯林。德国人也企图利用这一点,向阿拉伯世界示好,希望阿拉伯人起来反抗英法,从而减轻德国在欧洲的压力。但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臣民,以及英国统治下的中东、北非和南亚的穆斯林并没有像苏丹和德国人希望的那样,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英国统治。这是为什么?哈里发的呼吁为什么没有效力?

      巴:我觉得,伊斯兰是非常多元化的,有很多不同的潮流和运动。当时的奥斯曼苏丹作为名义上的哈里发,早已经不能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一战期间,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发生了一些反英暴动。苏丹的呼吁发出之后,至少在英国人眼里,这样的反英暴动是对苏丹的响应。英国人高估了苏丹的号召力。

      不过,英国人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有一些煽动的书信从伊斯坦布尔被送到埃及和印度,即大英帝国的两个最重要的殖民地,同时也是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领地。穆斯林世界大范围响应苏丹号召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假如发生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英国就不得不从西线调走大量兵力和资源。英国人不掉以轻心是对的。

      西方人在中东大多是扮演阴险歹毒的角色?  新京报:我们把法国和英国治理殖民地的手段做个比较,法国似乎总是显得更粗暴和残忍。《瓜分沙洲》里多次写到,阿拉伯人表示宁愿要英国统治,而不要法国。英国人真的比法国人更仁慈,还是两国的统治手段不同?

      巴:法国努力去管理自己的中东殖民地,但法国管理殖民地的经验不如英国,没有英国那样历史悠久的殖民传统和管理技能,殖民地管理方面的人才(公务员)也没有英国那么多。比如,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很多英国公务员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花了二十几年时间,认真想把这片土地管理得井井有条,努力促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解。当然这些英国人始终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放弃努力。

      法国缺少这样专业、有责任心和愿意在巴勒斯坦待上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公务员。有人说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故意挑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从而让英国人有理由留下担当“裁判”。这种说法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我从来没有读到过能够支撑这种观点的史料。

      但在法国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殖民地方面,有明确的史料表明法国人有意识地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刻意激化和升级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群体之间的矛盾。比如在叙利亚,法国人把这片土地分割成若干个小国,如南部的德鲁兹教派的小国、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小国、以阿勒颇为中心的小国、沿海的阿拉维派小国。在叙利亚,基督教马龙派、阿拉维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等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就存在的,但在奥斯曼时代和之前,叙利亚的诸多民族和宗教群体能够相对安宁地共存。叙利亚在古代以贸易闻名,贸易需要安宁和互相信任。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霍姆斯城,它的丝绸贸易在古代很有名。霍姆斯位于叙利亚的地理十字路口,表现出了多宗教汇聚的气氛。当地的天际线上不仅有清真寺的宣礼塔,还有天主教教堂的尖塔与东正教教堂的穹顶。所以我说,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叙利亚的五花八门群体能够相对和平地共存。

      而法国人来了之后就刻意地突出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鼓励他们互相摩擦和冲突,从而方便法国人的统治。比如,法国人特意扶植阿拉维派这样一个宗教少数派,阿萨德家族就是这个教派的。法国人在叙利亚建立的土著军队里,大部分士兵是逊尼派,而军官除了法国人就是阿拉维派。结果一直到今天,阿拉维派都把持着叙利亚军队。

      英国殖民者更愿意与当地现有的政治和文化机构合作,愿意变通。而法国殖民者的手段更为直接、僵化和粗暴。法国人更想将自己的办事方式强加于殖民地。20年代在镇压叙利亚的各种起义时,法国人的确表现得很残酷。但英国人在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时同样残酷,不过英国人可能更擅长掩饰和操控舆论。比如在30年代,与阿拉伯土著冲突激烈的时候,英国人努力封锁消息,阻止外国记者进入巴勒斯坦。而20年代法国人在叙利亚镇压阿拉伯人的时候,英国人就派记者去叙利亚,报道法国人的暴行,拆法国人的台。英国人知道,如果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法国人的暴行上,就会不那么注意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  新京报:你的两本书里,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在中东扮演的大多是阴险歹毒的角色。有没有什么人物是你钦佩的?

      巴:即便那些阴险之徒,有一些其实是值得钦佩的。我很佩服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Louis Spears,1886—1974),尽管他不讨人喜欢,但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人物。他是丘吉尔的好友,也是最早主张支持戴高乐的英国人之一,并帮助戴高乐逃到英国。但后来在中东利益等问题上,他又成为戴高乐的死敌。

    

      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Louis Spears,1886—1974),1942年。

      美国政治家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也是个精彩人物,他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他曾代表共和党在1940年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竞争,最后失败。1944年美国大选期间他没有得到本党的提名,后来去世了。如果他能活下去,我相信他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并且是一位优秀的总统。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起初把威尔基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和威胁,后来又扶植和帮助他,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戴高乐是我钦佩的另一个历史人物。他摸到手的牌极差,能够使用的资源极少,但他把自己手里的臭牌打得极好。这非常能体现水平。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新京报:中东经历了英法争霸、英美争霸和美苏争霸,如今美国仍然在强有力地参与中东事务,近几年俄罗斯也开始干预中东。这给我的印象是,阿拉伯人始终是别人的游戏里的棋子。这种历史教训对今天有什么助益吗?

      巴:阿拉伯人并非始终是消极被动、任人摆布的棋子。他们有主动性和自主意识。他们也懂得英法、英美和美苏在玩什么游戏,所以会努力利用这些霸权之间的矛盾,为自己尽可能争

    

    (责任编辑:唐明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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